康熙、乾隆中期以后，最高统治者在惩贪立法中的随意性和严重失误，使吏治立法形同虚设。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经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废法，最终必然加重整个吏治的腐败。雍正帝享国日短，也是其反腐见效的历史之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雍正皇帝并没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申明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严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继位不过40天的雍正帝如此心急火燎，决意下猛药整肃官场，当然事出有因。
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在位61年(1661~1722年)，号称盛世，但官员贪腐之风，已愈演愈烈，上下欺蒙，互为掩饰，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日益虚溃，国家收支严重失衡。到康熙末年，仅户部的亏空就达250万两白银，地方亏空更为严重，康熙帝驾崩时，大清朝的户部银库(相当于国库存银)只有区区800万两。
雍正帝继位前，当了40多年皇子，他自己承认事事不如乃父，唯对官场知之甚详，对官吏贪污纳贿风气认识甚深，认为其危害远非杀人、强盗之类罪案可比。一旦大权在握，可以乾纲独断，他自然要迅速推行内心笃信的政治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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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继位之初，朝野上下对其接班的正统性、合法性争议不断，他急需改革财政弊端、集中财权，以巩固皇权，故以少数亲信执掌会考府，是唯一的选择。三年已过，六部尚书几乎都换成了雍正信得过的人，会考府这种由皇帝的私人“专任”的机构已不合时宜。
同时，会考府自身因权力过大，逐渐走向异化，从反对贪污腐败的急先锋，变成被贪官腐蚀的重点对象，以至于“会考府公费银”很快就成了地方官必须交纳的“部费”。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贪之难治，腐败之难除，而不能不采取更为严猛的办法和手段来澄清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