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Bai，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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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弱势小群体的哀情很难声闻天下。所幸步入20世纪，中国新兴媒体渐起。1904年，刚刚创刊的《东方杂志》高度关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之中国利益，及时披露了其间的贪腐问题。为改善义和团运动后的政府形象，清朝对那届世博会予以空前重视，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之多。较之往昔清朝用数万两银子委托海关代办参博活动，此次经费相当阔绰。然而，这回中国参展商的费用竟是一律自理，而以往都在公款开销之列。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而参展物品并无多大变化。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经此曝光，全国震动，清廷对于海关代办世博始起戒惧心理。接下来的1905年列日世博会，大清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杨兆鋆受命为中国参博大臣，加强了对参博海关洋员的监管。很快，杨兆鋆发现了种种问题。海关洋员阿理嗣经手建造中国场馆，耗银6万两，理应很富余了，阿理嗣却说缺乏经费。备受海关洋员欺凌的参博华商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撤换洋员阿理嗣。华商周懋功的上书，历数阿理嗣的四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滥耗公帑，潜台词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