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前，曾先后有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会谋反。据《旧唐书》记载，张九龄因为讨厌安禄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为李林甫对自己“日求其过”，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必反”;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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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话放在心里面，把预见写在作品中，是李白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此后，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继续他的求仙访道，甚至想用“栖蓬瀛”的方式来避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仓皇“南奔”，甚至认为“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国难当头，李白这一系列退撄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也反衬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