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年。这一时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以及其它诸多方面，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社会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但是“康乾盛世”真是盛世?下面我们从多个角度剖析一下。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历史上的文景、贞观、开元等三大盛世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情况。
第三，“康乾盛世”下的清朝存在许多弊端：如制定过分的“重农抑商”政策，扼杀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如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大都重用贪官，而不用清官，导致“康乾盛世”的吏治极端腐败，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大清王朝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清官、贪官之分大概是从明朝开国时期开始的。明朝之前的历代王朝，因为实行的是宰相制度，宰相统领群臣，完成皇帝交给的各项任务，维持王朝的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使君权和相权保持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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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
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这些贪官之贪，帝王认为，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这才是是要命的事。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