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史，无意发现有关包公报酬的记载，颇有意味。
包公在开封府当一把手的时候(《宋史。职官志》)，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时在中央任职，头上还有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开封当官属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因此，包公享受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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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包公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做法跟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随之死亡。这个教训实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