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
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地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因此，中国古代的清官形象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依托(如包拯、海瑞)，但是其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意识，则是民间的。清官的事迹凝聚了民众对理想中的父母官的向往和期盼;爱民如子的清官形象，是这种民间话语“造神”运动的产物。公案小说、杂剧、话本、故事等民间叙事形式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清官形象，是我们了解古代民众内心诉求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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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这时对清官的任用就要多费思量了。《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皇帝是深明对清官运用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