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贪逸，商纣亡国也是贪贿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缘于其重用贪臣……历史上，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反腐败”的招数不断翻新——周公考察官吏“廉政”为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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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帝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旨在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此后，周公姬旦深刻总结商亡教训，要求统治者“应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也就岌岌可危。也就是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朱元璋亲自编印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
《醒贪简要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其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书里先详细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们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
朱元璋曾语重心长地对官员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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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
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于是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
《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明朝是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对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剥皮实草是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起来示众。明朝先后处死了15万名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员152人。明朝大太监刘瑾，所贪钱财可抵国库，最后被凌迟3357刀，千刀万剐了三天三夜。老百姓掏钱从刽子手处买其血肉，或蒸、煮、烧、烹，和酒而食。处罚贪官的严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太宗李世民金世宗完颜雍“不赦贪官”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规定“凡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重”。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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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褒奖有加，除了“敢谏”，廉洁也是重要的一条。魏征死后，太宗亲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朕亡一鉴矣”。
魏晋等朝设“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
一些朝代在“反腐败”中还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意为非，贪污受贿，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获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当即命人砍去其脚趾。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圣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民拦路上书，陈请罢免贪官，减免当地百姓税收。康熙帝了解情况后，下令摘掉了贪官的乌纱。小白菜为救杨乃武冒死越级告状，慈禧虽罪恶昭彰，但她亲自平反了这个冤案，而且为此罢免的贪官多达100多人。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王朝“肃贪”亮点频出，甚至出现“允许百姓越级上访、而且对截访者严惩不贷”等非常举措，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肃贪”不可能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