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
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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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儿子为皇太极继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头，分不到一杯羹的话，必然出现内乱。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驾马车”联合执政，终于定局。代善成为家族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行使家长的职责，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虚荣的大满足。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由于雄厚的实力，强大的支持，卓著的战绩，虽然合作起来很勉强，但不得不联手共同摄政，而实际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领导权。这三个人摆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胆敢作乱，也翻不起大浪。
孝庄虽为皇太极的宠妃，但并非唯一的妻室，不过，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众多觊觎帝位的竞争者之中，她又与皇太极之弟、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更为紧密地结盟。宫廷，从来都是充塞着污秽的渊薮，即使撇开野史所说的叔嫂秽闻，从《清通鉴》顺治七年正月己卯：“摄政王纳已故肃亲王豪格妃福晋博尔济锦氏为妃”的记载看，多尔衮对这场政治婚姻，才不会介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