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
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
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五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西子丛话》中。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
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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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