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据说收视率超过新闻联播，让人喟叹。看了以后，总的感觉是，恶政就如浪裹沙，长使英雄泪滂沱。
宋慈(1186——1246)尚刑名之学，以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也成为其着作《洗冤集录》的开篇醒语。宋慈而立之年入仕，一生断狱无数，绝少错纰，加之性情刚直，所到之处，“雪冤禁暴”，扶正安良，名震朝野。如《大宋提刑官》剧中所述，正当其以凿凿证据想参劾众官，整肃吏治的时候，面对南宋理宗(赵昀，公元1224——1264年在位)焚毁证物的举动，他突然感觉到：对于朝廷，他是何其多余;少时抱负，又何其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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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的辞官(假设果有此事)是可以理解的。古时的道德结构中，“忠”、“孝”之上还有“仁”，“仁”才是最高的道德诉求。虽也有天人感应、皇权神授之说，但中国的皇帝最终是世俗的皇帝(不象日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官员有更多的机会觐见面圣，其神性易被窥破，尽忠的心理就会受到挑战。所以面临两难时，不尽忠，可成仁。对于“仁”的德行标准，已存古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封建知识分子的宋慈，要其放弃刚直秉性，或毋宁死。那么既不能宦途腾达，不如归去。
但问题是，宋慈是如何忽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呢?
事实上，宋慈的入仕时已经是风雨飘摇的南宋末期，内忧外患，民反兵乱频仍。宋慈的存在，或许为百姓留了一线希望，但同时对朝廷而言是不合适宜的。记得学者吴思曾在文章《恶政是一面镜子》中说过，“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吏，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而正派官员将被逐个淘汰。清官和恶官的混合比例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
他还举例东汉旧事。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皇都洛阳南宫起火。汉灵帝想重修，但国库已虚，如之奈何?于是下令，天下田每亩交十钱;官员升官上任，也须先交钱。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乃正派官员，新接任命诏书，在效忠皇上和不搜刮百姓的两难选择之间徘徊数日，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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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知识分子要协调“忠”和“仁”是不易的。在心理的道德煎熬中，不忠和不仁或许都是无法原谅的，就只能从忠仁之争中退出来，或自尽以谢，或归隐而终。
可见宋慈的辞官也属必然。因为按他的主张，必须责罚众官，岂知理宗虽昏庸，但一个起码的道理还是懂的：法不责众，当时朝廷本是恶官云集，如全部较真责罚，哪里还有官吏维持朝廷正常运转?
当然，若真休克治疗，虽存风险，但中兴还是可能的。历史也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恶政在更多的情况中是一发不可收，象病毒一样感染、复制，为了防止恶政遭到外来的威胁，必须加大恶政的成本，如此一来，就需更加肆虐，培育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也就是贪官的欲念模式，既然贪了，就要防范被揭发，防范是需要成本的，为了获得防范的资本，于是愈贪，骑虎难下。但是，当说一套做一套日益风行，当恶政超出了百姓的承受程度，那么一个王朝也就必将寿终正寝。
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寝宫的时候，距离东汉的“实际灭亡”只剩4年。宋慈死后，到南宋投降只剩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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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最初是迷信断狱技术的，他的高超技艺和审慎态度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技术是把双刃剑，对于技术的态度只能是信任而不是膜拜。比如其政敌刁光斗、吴淼水等就将过人心智用于贪赃枉法，以至一度让宋慈蒙冤。更何况当时本是魑魅魍魉的时代?当他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他的存在对于朝廷的多余。
但对于民间，百姓对宋慈仍是翘盼的。因为底层百姓的权益是极其脆弱的，极其容易受到“合法伤害”的，他们需要一种制衡，哪怕不多。
所以，崇拜清官的时代必是不幸的时代，清官被驱排的时代必是一个即将终了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