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疆国篇中，曾经借孙卿子与范雎的谈话这样总结说：秦自秦孝公以来，能坚定不移地贯彻商鞅路线，“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然而，此番千秋大业能够在一个叫嬴政的人手里最终完成，靠的却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吕不韦。
实际上，被子孙后代奉为“秦始皇”的那个伟人，他的出身本是比黄连还要苦，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他似乎是吕不韦的儿子，而并非秦王室的骨血，而这个叫嬴政的苦孩子能够坐到秦王这个位置上的几率，原本还不到万分之一。
一贯标榜正统的司马光的这个说法，开创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叙述中第一个“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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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中国，这条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道路萌芽，却被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终止了。当嬴政即将成为秦始皇的时候，他便毫不留情地把吕不韦干掉了。
在司马光看来，嬴政此举，不过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出身的污点，而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秦始皇不反对货币经济，他只是统一了货币。货币不一，则霸权不立。而倘不节制吕不韦这样的无冕之王，则天下必定战乱不已——因为总是会有新的“吕大债主”出来，借钱给列国打仗。秦始皇的真实目的，显然是为了宣示这样一个基本政治原则：债主不能爬在国家头上敲诈勒索，即使资本家吕不韦是自己的亲爹，他也不能压在国家的头上，把国家作为自己投资发财、“大己之门”的工具。
秦始皇正是通过解决吕不韦集团的问题，塑造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抉择的裂度和思考的深度，并不是司马光这样一味与王安石对着干的书生所能体会万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