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纣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由于他处在忙国之君的下流地位，人们就把他当作坏的偶像。
把天下所以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了，这说明历来相传的纣的罪恶都是陆续加上去的，《尚书》中只说，纣只是一个糊涂人，贪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
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的暴君，只是后世因他处于亡国之君位，把一切的坏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经过历史层层的累积，造成后世隋炀帝暴君的形象!故此，我们不得不深思，隋炀帝究竟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无道?
造成我们对隋炀帝否定评价的莫过于不恤民力修筑大运河，不顾民苦数征高丽，奢华耗费三游江都，这些历来都是人们揭隋炀帝短的焦点所在，的确，这都是劳民伤财的举措，直接加速了隋朝灭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
大运河，历来人们对它都褒贬参杂，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劳民伤财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方统治的历史作用，但试问一下，那一项庞大的工程，不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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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则“炀帝性猜防，专信邪道”，此不足视为无道之表现，充其量说也只是炀帝的一种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时不外现，当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时，亦即是有显赫功勋的人展现在舞台时，才促成这种猜忌成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伟业绩黯然，即乃明证。而“专信邪道”，恰其明示炀帝之旁专权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个典型。
古语有云：“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充分说明君主行为不当时，敢冒讳之谏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炀帝将行暴行时，世基等人能试头颅之不顾而厉行进谏，或许历史会改写。
再者，炀帝在平定南方的陈朝，沟通西域、开创科举方面，亦取得一些显赫之成就，在此并不累赘，观乎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评述，而一味之盲从，若要了解，则放乎当时一个特定之历史时代里，考其得失，方不至于有失偏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