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时代,国家是帝王的私产,君主可凭个人意志任意支配国家财产,是无须向臣民多作解释的。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民族对立情绪高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各种反清武装与朝廷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康熙中期,才渐趋于平复。
康熙在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后,深知治理一个国家,兵战实为下策,只有以德化、以智略服众,才能让百姓诚心诚意的服从,方能建立稳定的统治。所以,他一方面推行“偃武修文”的措施,广开博学鸿词科吸纳天下英才,希望将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文人都招致庙堂之下,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他采用攻心策略,让文武百官、尤其是从明朝归顺的降臣降将进行对比,以明王朝的腐烂败坏、帝王昏庸,彰显清王朝的政治英明、君王贤能,然后通过官员及文人的传播,进一步消除时人的反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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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犹未尽的康熙,又下诏户部,训诫道:“国家的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必导致经费不足。每年免征的银粮数额,以及河工的费用,都还有节省的余地。前明的光禄寺,每年供膳宫中就要一百万两银子的花费,如今只用十万两;前明的工部,每年建房要用二百万两银子,如今只用二三十万两。只有尽力减少开支,方有裨益。”接到圣谕的官员,自然又是一番齐声夸赞,称颂本朝节用爱民,布德施仁,为河清海晏、百姓安居的盛世。
实际上,康熙六次南巡,以及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作为避暑和接见王公贵族的皇家禁苑,糜费巨万,用度也并不比前明节约多少。康熙末年时,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银子,收支也只是勉强相抵,并无节余。只不过,清王朝在确立了稳定的统治以后,老百姓的生活与天灾频仍、兵戈扰攘的明末相比,已经好了许多,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也就此被遏抑,这才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百姓所接受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