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公车”对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来说，既是代步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王公贵族们都以乘坐“公家”的马车为荣。西汉开国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马匹奇缺，汉高祖刘邦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一些官员只得屈尊乘坐“公家”牛车。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在公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再次盛行，直到经济恢复后牛车才又被马车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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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进关后，朝廷规定在京的满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准坐轿;一品文官如果因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马的，必须经过特许才可坐轿;汉族文官可以坐轿。但京师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官衙的路途都很遥远，如果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因此，清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
因此，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朝廷都在致力于“公车改革”，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坐轿省得多。而那些要一些高级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但是，从《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来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到乾隆时乘轿已成普遍现象，乾隆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效果的。当时，大将军福康安，他作为乾隆的宠臣，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
从总体上看，明清两朝前赴后继的“公车改革”总是前紧后松，有头无尾，虽有突破，但却不能将“公车改革”进行到底。现在我们国家对公车的违规问题越来越重视，因为公车的日益舒适化和奢侈化无疑会推高官场腐败的程度和加速官场腐败的进程。如何有效限制公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个严峻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公车消费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反复思量。这既是一个当前的问题，更是长远的问题，不能有半点轻视与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