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中国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知名人物。在吴承恩老先生讲述的故事中，他是唐朝贞观年间状元陈光蕊与当朝宰相千金殷温娇的儿子，在家门遭遇不测后，被金山寺长老搭救，取小名江流，法名玄奘。长大后，在外公殷开山的帮助下，家仇得报，便在长安洪福寺修行，后来成为大德高僧。
唐僧之所以西行取经，吴教授在《西游记》中说，是因为唐太宗在生化寺听玄奘法师讲经，受到观音菩萨的点化后，在寺中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时，玄奘自告奋勇站出来，领旨取经的。《西游记》中描述：只见玄奘法师闪出来，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得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次日，太宗排驾，与百官送玄奘至城外，赐通关文牒与化缘用紫金钵盂，并赐玄奘法号为“三藏”。临行前，太宗在饯行酒中掸入一捻尘土，递与三藏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场面甚是感人。有趣的是，印度学者瓦哈拉尔.尼赫鲁居然把吴教授这一虚拟的故事情节，误为历史，写进了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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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愈来愈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史料价值。众所周知，印度民族曾在古代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这个民族却不大注重历史的记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出现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以至有学者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出现了要想研究印度古代史，就须借助他国人的记载的现象。而《大唐西域记》恰恰记载了印度很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时间，包括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这些记载，对印度佛教史与印度历史年代的确定及研究，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大唐西域记》还是中亚和南亚在考古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与文物。譬如：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这也反过来印证了《大唐西域记》内容的真实性。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在其《古代印度》一书中说：“我们记述的有关曷利沙伐弹那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来自一个游方僧的惊人的记载，此外，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曾经在给己故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说，玄奘对印度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会过份。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唐僧，是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十万八千里距离的真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