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这更能刻意打击玛雅考古学家的话语了。”玛雅考古学家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2002年坦承道。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韦伯斯特承认，在自己“轻率的青年岁月里”，他往往会告诉同搭一班飞机的旅客，他是去发掘“某个古代玛雅中心的。而后完全可以预测的是，(对方会提出)这个令人畏惧的问题。如今，更为年长而明智的我通常会嘀咕一些语焉不详的关于‘业务’的事情，然后就一头埋进航空公司杂志里去”。韦伯斯特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原因之一是其范围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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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部分中，我将阐述霍姆伯格之误的另一个方面，即认为原住民文化未能或无法掌控其居住环境的观点。印第安人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印迹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一例。一个较为微妙的例子，则是认为印第安人的粗心大意最终使其走向了悲剧的假说。两个例子都把原住民描绘成为只会被动接受的民众，无论他们接受的是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还是由于改变生态系统而得到的惩罚。美洲原住民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和美洲原住民本身一样多元，但这些互动关系总是某种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研究人员偶尔能较为精确地详述这一进程，玛雅文明即是一例。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人们只能摸清历史的大概轮廓，美国东部的重组过程就是如此。
这两个范例，也正是我现在将转而讲述的两个主题。在这两个案例中，印第安人工程的规模都极其庞大，都是为达到其目的，而将大片山河予以重塑。在筛选诸多证据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多数印第安人都是极其积极的土地管理者;他们的活动对土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只是这些经验教训和一般人的想象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