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买了《清代文字狱档》，放在案头慢慢翻阅，发现里面有几乎清朝全部文字狱一条龙式的记录，从民间的告发、地方政府的上奏、皇帝的批复到审讯、定案、量刑，都极其翔实。
站在21世纪的舞台上，回看18世纪的舞台，眼前血雾重重，很多哭声、惨叫声和幸灾乐祸的冷笑，严酷无情的呵斥声，在血雾中弥漫，然后在所谓“乾隆盛世”这块锦绣上，涂抹成一块最大的污渍。
合上书，远离这层血雾，不由得感慨：是不是因为文字狱，导致中国人做人的门槛相当高，做人成了一门技术活，大清盛世中的许多才能，都消磨在寻求保身上面了。
这里暂且摘取其中一个案件，其中一些审讯记录，与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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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的信是“寸”，那后面的信就是“尺”了，尹嘉铨得寸进尺，让乾隆十分不爽。进孔庙是怎么样的荣誉?孔子是圣人，坐在庙里陪他的，肯定不是阿狗阿猫就可以的，尹嘉铨的老爹虽然不是阿狗阿猫，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要够着孔圣人旁边的位置，修行还远着呢。后来的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功劳一时无人能比，死后，大清帝国上下都热烈期盼他能进孔庙坐个位置，结果因为没有学术专著而遗憾地落选，尹会一肯定和曾国藩是没得比的。这种事情荒唐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吧，就如同一个三流小说作家死后要进法国圣贤祠，和雨果大仲马他们并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