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博士文少卿告诉记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包公Y染色体的遗传类型以及它在整个谱系支脉上的位置。“如果仅仅以其后人的DNA为证据，整个研究是不够严谨的，我们需要对比现代各地包氏家系的遗传类型和包拯本人或者至少他直系亲属的古代DNA遗传类型。”
更何况，现有三个区域包氏后人的DNA研究表明：这三处后人的DNA的遗传类型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三处的遗传类别基本一致，那么情况还比较好;现在的问题是三处包氏后人的DNA有些出入，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文少卿想到了“遗骨”。“如果说包氏后人的DNA可作为间接证据，那么包公遗骨中的DNA信息，就将是最直接的证据。”他开始寻找“包公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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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一队福建客人千里迢迢赶来包氏宗祠祭拜。墙上张贴着18位包氏老人的值班表，他们轮班守护宗祠并接待全国的香客。包公遗骨的故事，只隐现于极少人斑驳的记忆之中。“这是一个遗憾”，致力于研究肥东宗族及聚落文化的张靖华说，“保留这个遗憾也没有什么，人的情感和敬意才最重要。但是，对于历史现象的各种追寻和探索也各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