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时间在公元1041-1048年，这一时期北宋已经建国近百年，历史的车轴来到了北宋中期，虽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是其中暗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在一片太平盛世下，百姓生活日渐困苦，各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贫富差距达到惊人的地步，导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北宋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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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发生的时间也是北宋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期间西北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国，与北宋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宋军大败，更加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北宋被迫承认了西夏的地位。而北方的辽国也趁机向北宋施压，勒索了大量钱财，一时间北宋政权竟面临存亡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酝酿一场改革，这就是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发生的时间也是在北宋社会冗兵、冗政、冗费最严重的时期，由于在北宋立国初期采取恩荫措施来解除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导致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官员越来越多，政府财政开支入不敷出，很多闲散人员无所事事，白白消耗社会资源，而广大人民却生活困苦，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而庆历新政也就由此发生了。
庆历新政的背景
庆历新政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北宋宋仁宗庆历年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表面上一片太平盛世下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而且这样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北宋政权的统治根基，概括起来这些危机总体来说一是积贫积弱，二是内忧外患。正因为如此，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宋仁宗
庆历新政的背景之一就是积贫积弱，这是导致北宋中期社会危机重重的根本原因。北宋开国之初，吸取了唐末五代灭亡的教训，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避免对中央政府产生威胁。但代价就是政府允许这些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的方式入朝为官，进入北宋中期的庆历年间，这种恩荫做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不仅导致正常科举的官员没有职位安排，而且导致大量的冗官，造成中央财政的极大困难。
庆历新政的背景之二就是内忧外患，北宋社会的土地兼并现象很严重，而政府又不加以抑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失去生活保障，因此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政府只好疲于应付。而且当时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夏、辽国不断对北宋构成威胁，而北宋的几场对外作战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都以贡献大量岁币了结，这就造成冗费现象。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庆历新政。
元丰改制历史进步性
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还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虽然从后来实行的效果看，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宋神宗裁撤了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和闲散官员，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财政开支有些减少。而且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最体现在改革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皇帝个人的权力，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丰改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会受到宰相和监察部门的制约，在元丰改制后，监察部门被裁撤，宰相的权力受到削弱，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还体现在它客观上改善了北宋中期官场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现象，使得官员在其位谋其政，官员各有所属，那些白拿俸禄不干实事的闲散官员有所减少，官员也能定员定职，各司其职。同时减少了官员进阶的阶数，客观上有利于官员的合理流动。元丰改制后虽然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提高，而且宋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操之过急，也没有征询宰相王安石的意见，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怨声载道，但是朝廷的收入确实增加了，财政支出也节省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