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南两宋的结局都很悲催，因此人们普遍都认为，两宋的结局皆由宋朝的积贫积弱所致，因而，都几乎忘记了大宋王朝还有繁盛时期。其实，两宋的结局不能简单的归纳为积贫积弱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殊不知，大宋王朝的繁盛时期是超过大唐王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的。这一时期的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时的宋朝达到了中国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顶峰。宋仁宋赵祯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在他统治的最后八年，被称为“嘉祐之治”，而史家把宋仁宗的整个时期称为“仁宗盛治”。和强汉盛唐相比，这个开明治世留下了宋仁宗自己独特的印记。因为“仁宗盛治”历时四十二年，故影响超过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及政治家的称赞。
宋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时间是刘娥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赵祯从真宗手里接班时，宋朝在王钦若、丁谓等几个奸佞大臣的把持下，到处充斥着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围。赵祯当时只有十三岁，真宗遗诏由刘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十年来母子二人励精图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使政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复苏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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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祯亲政三十多年，真正实现了有别于强汉盛唐，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当时，北宋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尤其仁宗时期，税赋相当轻。宋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太宗时期，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由此可见，仁宗时期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了商业社会。所以，有美国学者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宋人陈师锡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令人遗憾的是，“仁宗盛治”的历史经验并没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反而把宋朝定格为积贫积弱，从而忽视了“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