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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可是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显庆四年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面对袁公瑜，一代权臣长孙无忌只能用一条白绢，结束了贞观和永徽时代的辉煌。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