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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溥仪带着他的家人和追随者，悄悄移驾天津日租界，试图东山再起挽回昔日的荣光，但其间的遭遇却屡屡让他感受世态炎凉、今时不同往日，这在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多有记载。溥仪到天津的头一天，连住处都没有着落，只好草草在日本人开的大和旅馆住了一天。后来，溥仪搬进张园，张园的房东张彪起初对这位昔日的主子百般恭敬，日日叩头请安，天天亲扫庭院，以示效忠。到后来，看见皇权复兴无望，就丢下扫帚走人了。1927年，张彪作古，张彪的儿子索性摆出一副认钱不认人的市侩模样，开始向溥仪讨起了房租，溥仪只好于1929年7月迁居驻日公使陆宗舆宅邸静园。
皇权在消逝，民权却在滋生。“偷窥”皇后事件至少证明民国年间，一些底层民众已经摈弃了传统中君臣的尊卑观念，萌生了朴素的民权意识，这是辛亥革命后西方平等自由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普及的结果，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