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这是为什么呢?
天子抠门,举世无双
道光皇帝[注:道光皇帝，是中国清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名旻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崇尚节俭,而且毕其生如一日,实在难得。但是,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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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注:简介清代官名。清兵入关后，以盛京(今辽宁省沈阳)为留都，先以内大臣一人为留守，顺治三年(1646)改称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徒辽东(今辽宁沈阳)，称辽东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显得衣衫褴褛。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节俭只在影响自己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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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办?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
但是,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生活豪奢。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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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