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为调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明清时期就曾采取过多项措施疏解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疏解之策对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经过自发离散和明太祖强制迁徙，原元大都地区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万。此后人口恢复和增长主要得益于军卫人口和塞外军民等新移民的大量迁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为14.3万。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将北京城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到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北京城市居民计约13.4万户，以每户5口人计，则明代中后期北京城总人口约68万人。如果加上驻京的军人及家眷以及居于皇城内外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人员，万历六年(1578年)京城人口已达17.9万户、85万人。按照内外城62平方千米面积计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达13710人/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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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乾隆初年，乾隆帝即认识到，“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至咸丰年间，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据此推断，自乾隆中期开始，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清代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
清代还有一项针对特定官员胥吏群体的疏解措施。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虽对解任、休致、丁忧官有所其自便的宽容政策，但事实上囿于成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宛二县。故至乾隆中，“大、宛等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搀杂”。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明清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疏解之策，有效缓解了城市承载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疏解北京人口，尤其是城区人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要明确人口疏解的重点群体。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尊崇“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商业人口相对较少。作为皇城帝都，明清时期拱卫京城的驻军兵力占京城人口的比例逐渐加重，这成为供养压力的重要因素。如今的北京，与首都定位不相匹配的功能繁多，相应的人口承载压力过大、过重，因此要突出去除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重点人群疏解。二是要坚持人口疏解的有效路径。对于人口疏解中行之有效的路径方法要敢于坚持，不能朝令夕改，不能畏于权贵、因人而异。如对于大批京官革职、退休、卸任，应形成鼓励返乡养老、减少久居或寄籍北京的机制，还应当上行下效，形成自觉的习惯和风气。三是统筹人口疏解的区域协同。古有京城(顺天府)与京畿等地区的协同配合，今有建立行政副中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搞好区域联动，方能真正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北京人口适度承载，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