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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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是“侯景之乱”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饿死者无数，“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宇文泰占领江陵，俘虏南方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等到隋灭陈、统一全国时，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
“五胡十六国”
从部族走向“成熟国家”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其中16个国家的情况，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复杂、繁乱。大致而言，多数政权为胡人所建，少数为边地汉人所建。这些地方性割据政权初建时，权力合法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为正朔，或者遥遵东晋天子，在名义上向晋室称臣。
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由孝文帝推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长制，强化北魏国家的经济汲取和社会控制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社会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改汉服、用汉姓、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此外，任用南朝逃亡过来的世族王肃，主持改定郊祀宗庙之礼，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及宗庙礼仪等方面进一步向南朝看齐。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北魏国家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北魏的国家化进程。
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转为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北周宇文氏政权，依托关中地区的汉族士人，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国家治理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汉人并赐鲜卑姓氏，让其加入府兵，促进了北方胡汉民族的交融，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熔铸，实现了从“部族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历史跃迁，为隋唐帝国的最终统一，准备了制度上、组织上、文化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