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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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依我看，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有幸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
庄子、陶渊明等人与官场瓜葛比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梦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对于官帽比较热衷，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的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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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走运，我觉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不管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庄子他一开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潇洒，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
不过，问题又来了？押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千里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
庄子也不傻，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够厉害了吧，还不是被秦昭王用几句话便打发他送了命。连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邯郸一战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给赔了进去。礼聘庄子的楚国，情况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场大多都不是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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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到后来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绝了仕进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就中国历史而言，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个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大师。
伟人就是有自己的智慧，如果或做其他人见有宰相可以做，早就高兴的忘乎所以，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个官职有多险恶，自己的性命保不保的住。庄子此举实属明智，在官场中混，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还不如寻一清幽之地，静心读书。反而换来了今日的千古留名，被万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