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刘备二人，毕竟是非凡的人物。孙权能在战胜以后，反而向被他打败的刘备求和;刘备于报仇报不成功以后，慨然面对现实，接受孙权的言归于好的建议。这两位均可以称为“知过能改”，值得我们赞叹。
双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孙权所派的郑泉与刘备所派的宗玮、费伟，也都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来的若干只会向洋人胁肩谄笑，满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来称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国仆役的名词)。
刘备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待成都的汉朝朝廷，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派遣了邓芝作“大使”前往建业。孙权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来答聘。诸葛亮于是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答聘的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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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蜀双方信使往还，前后有七年之久，才终于缔结成了同盟条约(条约里面，称刘禅的国家为汉，不称为蜀。它的正式名称，本是汉，而不是蜀。陈寿及后代的历史家，为了方便起见，才称它为蜀，或蜀汉，以别于前汉与后汉。吴国的君臣，喜欢称它为“西”;魏国的君臣，只肯称它为“贼”。蜀汉的君臣，也称魏为“贼”)。
邓芝去了东吴两次以后，费祎又在建兴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兴是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到了建兴七年，诸葛亮又派了陈震前往，庆贺孙权称帝，乘着孙权高兴，便把同盟的条约签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