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早在刘备涿州组织武装镇压黄巾起义时，魏延就是其中的一员，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这从刘备的任命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汉中军事、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自然要挑选重要将领在此镇守。大家都认为，镇守汉中的职任必张飞无疑，张飞也是这样看的。出乎众人之所料，刘备却任命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并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以至任命一发，全军尽惊。因此说，他虽然是义阳籍贯，却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帮派骨干。刘备、关羽、张飞等去世之后，魏延是当之无愧的涿郡籍头面人物。
刘备死后，西蜀进入诸葛亮时代，从魏延排挤打击的经历，可以看到诸葛亮帮派主义的官吏路线。此时的魏延进入了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职务爵位在大步升迁，诸葛亮封侯时候，魏延被封为“都亭侯”。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令魏延为副帅，还兼任相府司马，凉州刺史。公元230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升职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皇帝符节，代皇帝出巡)，封南郑侯。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李严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黄忠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征西大将军”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相对独立，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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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打草惊蛇，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