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发动了“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作为司法改革的旗手，首先在法外之法的《大诰》中赋予耆民豪杰可直接将污吏贪官“绑缚赴京治罪”之权，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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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正是以《大诰》续编为最高指示开展的，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四分之三，借此整顿的全国吏员至少有一半。本该由吏员承担的行政事务不会因为吏员的缩减而减少，况且，仅仅靠惩罚性制度创新来解决官场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清人沈家本对此曾道：“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时人海瑞也曾感叹，凭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倍感“窝蜂难犯”，这实际上侧面回答了朱元璋自己的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明代没有杀灭胥吏的威风，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后，即便规定了员额制，但胥吏“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当时1700个县来算，胥吏数目之大难以想象，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以致出现“任尔官清似水，怎敌吏胥如油”的现象。
无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际，顾炎武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官弱吏强，本质上还是与官员以及官场习气有关。朱元璋的绑缚进京策实际上并未抓住吏治之根本，仍不能解决“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官场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