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皇位继承人的确立，事关皇权的传承、国本的巩固，所以，每当新皇帝上台后，通常都要把立储——选定太子的事儿纳入首要议事日程。但北宋仁宗皇帝赵祯似乎是一个例外，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他于乾兴元年(1022)二月即皇帝位，到嘉佑七年(1062)八月，历经四十年才确立太子，时间跨度之长，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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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仁宗似乎命里注定没儿子的命，后宫生的偏偏是个女儿。按理说，这回他该听大臣们的劝说，把立太子的事儿拿到桌面上了吧，可宋仁宗还是拖着不办。这时候，刚刚担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的包拯也出来说话了：“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说的义正言辞。但任凭你树梢怎么摇晃，树根就是不动弹。宋仁宗对包拯这样说道：“徐当议之。”一句话把包拯打发了。
宋仁宗“出尔反尔”的这种态度，尽管叫人摸不着头脑，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两点：一是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眼目前没有，只能等有了再说，这就需要时间;二是他不想把皇位传给宗室子侄，但大臣们又总给他施加压力，所以，他只能拖得一时是一时。然而，宋仁宗盼儿子想传位给儿子，固然是事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宋仁宗也不是不想立宗室子侄为太子，这一点也同样是事实。说宋仁宗只想把皇位留给自己的儿子，不想传给自己宗室子侄，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侄子宗实为太子了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盼了四十年，宋仁宗始终也没有盼来一个儿子，只好认命，只能退而求其次;再一个就是宗实的父亲——汝南王赵允让已死，宋仁宗认为宗实能实心实意给自己当儿子;赵允让死的时间是嘉佑四年，嘉佑七年其子宗实就被立为太子，仅仅相隔三年的时间，联系宋仁宗在建储问题上的种种顾虑，我以为，这不说是问题的关键，也绝非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