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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也是如此。汉武帝规定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的标准有：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举孝廉时，尤重德行和经学。经由这一选士标准，将求取富贵者改造为经明行修之人，求富贵者的心性得以转变。例如，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的师傅萧望之，其家族世代经营田业，到了萧望之这一代开始转向学术。萧望之研习齐诗多年，成为一代名儒。这是强宗豪族转为儒学家族的典型。
经由儒家教育而引发的心性转变，不仅发生在强宗豪族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刘奭即位后，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位笃信儒家学说的皇帝。刘奭当太子时见到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就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后，汉宣帝疏远刘奭并试图立淮阳王为太子，只是因刘奭为许皇后之子而作罢。
“清流”与“浊流”的抗争：舍生取义以澄清天下是非
汉元帝的出现，意味着儒家话语体系成为朝野共同的言说方式。在社会领域，由强宗豪族转化而来的儒学世家也成为中坚阶层。比如，三国时名士杨修的家族，四世皆为三公;袁绍的家族，四世出了五公。
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浸润，秦汉之际求富贵的直白欲求递升为东汉时代担当道义的追求。《后汉书》说：东汉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此时，道义是非已成社会的普遍共识。影响中国近2000年的“三纲”，也在东汉汉章帝时期得以确立。
然而，到汉章帝之子汉和帝继位后，“君为臣纲”开始遭到破坏。汉和帝以后的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不满百日，驾崩时年仅2岁。皇帝年幼时，由外戚执政;皇帝年岁增大、要求亲政时，所能依靠的力量则只能是身边的宦官。因此，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便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执政。汉顺帝时允许宦官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从此宦官势力发展为宦官家族势力，从朝廷延伸到郡国，并又发展为强宗豪族。
宦官势力的快速发展，与以澄清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儒学士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在士人看来，宦官掌权是违背纲常之事。洛阳太学生3万余人与反宦官的官员一道，自命为清流，视宦官为浊流，攻击的主要手段是上书奏事、揭露宦官罪恶。汉桓帝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学生以太学为阵地，激扬名声，议论朝政，形成所谓“清议”。《后汉书》描述当时的氛围为“处士横议”，太学生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不料，由宦官控制的政府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和汉灵帝建宁二年，将清流官僚和士人，扣上“党人”罪名予以镇压。尤其是在第二次党祸中，将上百名士人处以极刑，禁止入仕数百人，并牵连众多族人。
在这一过程中，笃信正义的士人展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党锢名士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纷纷迎之。景毅之子为党锢名士李膺门徒，李膺入狱，景毅之子却未被追究，景毅于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职。皇甫规曾为宦官下狱，为太学生所营救，却在党锢之祸发生后，向朝廷上表自述为党人。党人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孔融接纳张俭，事泄后“一门争死”。这些悲壮事例反映了东汉社会的宝贵价值共识——舍生取义。
东汉士人维护正义的努力虽宣告失败，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有感于士风颓丧，故对东汉时期极为推崇。顾炎武就曾借《诗经·郑风·风雨》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