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还是端王时，有一次到姐夫王都尉府赴宴，看中了“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王都尉二话没说，马上答应明天送去。这送的差事落在了高俅头上。第二天，高俅将礼物送到端王府中，正赶上赵佶在“踢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只得“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那个气球飞起来，赵佶接不着，滚到了高俅身边。高俅凭着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赵佶见了大喜，于是连礼物加人，一块儿都收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高俅就由王都尉的“帮闲”变成了端王的“跟随”。不到两个月，皇帝死了，偏偏这个哲宗皇帝没有儿子，经过众官商议，端王又成了皇帝。这高俅自然成了“随驾迁移的人”，再过半年，高俅就“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看起来，高俅能够飞黄腾达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说，王都尉不是派高俅去送礼物，送礼物时赵佶没有在踢球，踢球时气球没有飞到高俅身边，气球飞到身边高俅没有胆量踢上那一脚等等。这些偶然性的东西，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高俅都不可能发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俅发迹出于偶然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水浒传》的作者，仅仅把高俅这个梁山泊的对头写成发迹于偶然这么简单吗?其实，任何偶然性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性的联系，就像那个去西岳进香的宿太尉，他又是凭什么当上太尉的?当他被宋江劫持，强行借去“仪仗”时，那表现还比高俅好吗?让我们将高俅发迹的偶然性放在一边，看看事情背后还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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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燕青，他在卢俊义这个买卖之家，既不会经商，也不会理财，可卢俊义对他的倚重，早已超出了妻子和管家。高俅胡乱学了一些“诗书词赋”，燕青不也是“吹弹唱舞”比武功更出色吗?他凭什么进入天罡之数，不也是因为他是卢俊义的家养“奴才”吗?高俅靠混混还能混一碗饭吃，燕青被李固赶出来只能是要饭吃。李师师是个妓女，宋江为什么会拜倒在她的脚下?只因为搭上了皇帝这条线，宋江就要下拜，说明他认可这种关系。在那个社会，爱你说破了天，李师师就是个妓女，名声地位，肯定赶不上高俅。妓女的帐都买，高俅还能在话下吗?所以这宋江见了俘虏高俅，一样的跪下来祈求这个“贵人”!在高俅一脚“踢出”一个太尉这种表象之下，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小人得志，正人无踪!在一个“帮闲”大有市场的社会里，何处是王进的安身之处?或许，心怀“忠良”，行为有瑕疵的魔君们，才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换一种方式生存和“替天行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