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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急于诛杀和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发生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起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而未蒇功”，嘉庆认为皆由和珅“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带兵大员掩饰虚捏，借此冒功升赏。而太上皇(指乾隆)则被和珅用“吉祥之语”入告，况且由于“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已经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嘉庆即位立诛和珅，为乾隆开脱，把镇压白莲教不力的责任都加在和珅头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镇压白莲教，早日去掉嘉庆当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庆在大丧之日立诛和珅，尽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诛杀和珅，杀一儆百，为“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扼制“诸务废驰”的政治颓势寻找契机，恢复皇权的尊严。
嘉庆自知选择这样的时机杀一个重臣，必然会震撼朝野，所以嘉庆此时反复强调，“朕所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诸事不究。”嘉庆的政治策略，就是为缓和珅当时日愈尖锐的阶级矛盾，并将统治集团的矛盾、失误完全归咎于和珅个人的“专擅”。
嘉庆的策略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诛杀一个和珅，是无法解决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