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物资极度贫乏，平民家庭里光靠男性劳作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须参与各类生产活动，不可能终日足不出户。能让家中女性成员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越”，往往都是相当富有的上层阶级，但也远没有后世想象中那么夸张。
历代女性出行，犹以唐代贵妇出行的场面最为壮观。杜甫在其名作《丽人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初时，贵妇出行往往要披带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开元年间，风气渐渐开放。从驾的骑马宫娥头戴胡帽，靓妆露面，民间不论士人庶民，都争相模仿。甚至还有的女性骑马时露髻驰骋，或干脆身着男装(《旧唐书·舆服志》)。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阶级高低，社会风气对女性出行已没有多少束缚。
如，晚明时《采馆清课》就记载：“杭州城的男女，在花开时游玩西湖，列舰排云，斜风而渡，遇到酒客都不回避，游玩时颇具胆量。”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提到出游时写道：“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说明当时有些女子，出游的目的就是为了邂逅浪漫。深闺戒律，并非对每名女性都那么灵光。
除了游山玩水外，节日庆典和宗教朝圣也都是当时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南京元宵节时的场面如是描绘道：“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明人伍袁萃则在其《林居漫录》中提到“吴浙之间风俗淫荡，每遇春月，妇女艳妆冶容，什伍成群，遨游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吴之虎丘、观音诸山寺中，履相错也。
然而，明清两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时期那么开明了。早在明代，江苏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妇女游山。清代类似的禁令更是层出不穷。保守士大夫们禁止女性出游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她们有违妇道，可能在游玩期间行淫乱之事。不论是善男信女烧香礼佛，还是节日庆典街头行走，都是男女混杂于一处，有伤风化。
但这些禁令和非议越多，反而越说明道学先生们“整肃民风”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假如靠几条官府法令和道德抨击真的能禁绝女子出游现象，那么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