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明朝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被处死于江苏南京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岁。《明史》中为施以凌迟。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好像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明史》在很多朋友的眼中是一部“黑化”明朝的书籍，但就是这样一部书籍里面都没有有关“诛十族”的记载，反而在祝枝山写的《野史》里面出现，不知怎么就成为了现如今的真相了。
4。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此时期称为康乾之治。西方传统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支持的人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的高峰期。
不支持的人之指出此期间制度僵化，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各种衰败之象逐步显露出来，而清廷社会统治和管理能力日渐衰微。乾隆后期各种民变相继爆发，也标志着清朝开始走向衰落，清朝遂陷入萧条冷落的嘉道中衰之世。
康乾盛世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时期，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争议的原因：一方在用传统史学话语叙述，另一方则在用近代化全球视野叙述。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治”。他认为：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
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3。焚书坑儒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给人看为大暴君，其实是冤枉秦始皇了。这个数字事实上是非常小的。在长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杀人成千上万的事情多不胜数。
但是，这件事情最大程度上得罪了文人儒生集团，儒家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个非常猖狂的集团，它反映了要想治国必须以儒术为中心，所以和墨家不合，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让儒家有重要的权力。
他们得志后，把罪人指向秦始皇，所以秦始皇成为万世暴君、遗臭千年。比如:刘向杜撰的《唐雎不辱使命》与《荆轲刺秦王》。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 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阿谀奉迎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1。商纣王是暴君
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其他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君，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商纣王即位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宏振商邦。针对东夷部落经常入侵国家，骚扰掳掠百姓的现状，商纣王御驾亲征彻底将其消灭，一举解决了历代先王均束手无策的“老大难”问题;
他率兵东征西战、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征伐的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把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河南北部的淇县(即商都朝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