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有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是明朝末年发生的影响到皇位继承、泰昌帝死亡之谜的大事，这三件事引发了朝局纷争，是明朝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所以在明朝历史上影响巨大。
然而，类似的事情在南明也发生了，也是三件，也被称为“三大案”，与明末三大案不同的是它们都发生在南明弘光朝，相同的是影响都十分巨大，南明三大案分别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
大悲案最为简单，崇祯在北京自杀后，弘光皇帝在南京继位称帝，一个和尚突然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的亲王，弘光皇帝命有司对其审判，后查明系伪装，而且所言十分荒唐，最后大悲和尚被处斩。
但是其他两件，太子案和童妃案则没那么简单了，对于弘光皇帝来说，这两件案子涉及到别人(崇祯皇帝)的儿子和自己(弘光皇帝)的老婆是真是假，而且两者影响十分巨大，甚至会威胁到弘光皇帝刚刚坐上的皇位。
1644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与一名少年结伴而行，半路上少年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后高梦箕也不能辩其真假，就将其转移到苏州、浙江一带藏起来，但是该少年经常招摇过市，搞得尽人皆知，无奈之下，只得将其送往南京，交由大家审议。
弘光皇帝闻奏则令有司共同审视，弘光朝中有很多大臣都曾在崇祯朝任职，很多人都认识太子，大学士王铎曾任东宫教官，所以他被指定前去辨认，他在回奏的奏疏中说：
臣一见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臣同旧礼部尚书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当考满升荫，为妬者沮之。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臣又问：“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
由这段所谓“太子”与东宫教官的见面描述可知，此时乃假太子，否则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教了自己三年的老师呢?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当年读书的地点，更加可以证明其是假冒。后来又有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前去辨认，也都表示不认识，不过他们表示不认识也有可能是迫于弘光帝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小看明朝知识分子的骨气，他们如果认出太子是真的，肯定会拼死维护的，而且“太子”本身并不能认出大臣们，且对读书之事说不明白，可知其必是假冒无疑。
而“童妃案”则讲的是弘光皇帝老婆的事情，弘光元年(1645年)初，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弘光皇帝朱由崧为福王皇子时所封郡王)的妃子，在战乱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深信不疑，将其护送来北京。但是朱由崧根本不认，立即宣布童氏为假冒，童氏一到南京就被锦衣卫下狱审讯。
其实，“太子”和“童妃”不过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利用两案的影响来动摇弘光皇帝的根基，而且根据动机和种种迹象分析，这些人就是东林党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弘光皇帝，而立他们想立的潞王。
因为，从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起，东林党就以道统的维护者自居，他们极力阻止万历立自己喜欢的皇三子朱常洵(后被封为福王，即弘光皇帝朱由崧的父亲)，而让万历皇帝长子光宗朱常洛顺利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自从这次胜利之后，东林党一直以“正人君子”自居，努力去维护他们所认为的正义。
而在崇祯皇帝上吊殉国以后，崇祯三子均下落不明，在南京议立新帝时，虽然小福王朱由崧的血统比其他候选人都近，但是东林党认为老福王是自己过去一直反对的对象，如果让老福王的后人登上皇位，自己之前的努力岂不是前功尽弃，而且也担心小福王上台之后会对东林党进行报复打击，所以东林党人反对立小福王，而是支持立血统遥远的崇祯皇帝的堂叔潞王朱常淓。
后来小福王凭借军阀的支持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弘光皇帝，但是东林党人对弘光皇帝的继位并不心悦诚服，反而想尽办法欲将其拉下马，“太子案”和“童妃案”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弘光皇帝赶下台。
首先，“太子案”中如果不能证明太子是假冒的，那么弘光皇帝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退位则心有不甘，正中了东林党人的计，不退则被世人所诟病，毕竟太子才是崇祯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而“童妃案”则更加阴险，是要对弘光帝釜底抽薪，东林党的目的是用“童妃”的真来反证弘光帝的伪。
复社人士钱秉镫的好友金堡《徧行堂集》记载道：
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由此可见，东林党人有着这样的逻辑，即弘光皇帝是假冒的，所以他不敢见童妃，否则一见面童妃就能指出弘光皇帝是假冒的。而实际上，根据考证，福王朱由崧的真实性不容质疑，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主旨，就不予展开论述。
“太子案”和“童妃案”看似荒唐，但是实际上暗藏杀机，目的就是要将弘光皇帝赶下台，以实现东林党人自身的政治目的。虽然弘光皇帝最后昏庸无能，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东林党此举就是正义的，毕竟福王朱由崧是当时南明无可奈何的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