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朱元璋的兴起离不开其岳父郭子兴的帮助，连《明史》中都承认“然有明基业，实肇于滁阳一旅”，将明朝的基业建设归结于郭子兴所率领的滁濠红巾军。
但朱元璋作为一个干女婿接手这支红巾军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郭子兴死后留下两个儿子以及其妻弟张天祐，其中郭天叙以及张天祐顺势成为这支红巾军的主要首领，而朱元璋仅排位第三。笔者今天将为大家讲述朱元璋是如何铲除郭子兴残留势力而逐步成为这支红巾军唯一的领袖。
《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太祖实录》记载，郭子兴生前两个儿子便曾陷害朱元璋之事。以朱元璋之才智心计，这支农民军乃至整个元末群雄中都无人能比肩，郭子兴对其也是既忌惮也颇为倚重。但即便如此，郭天叙以及郭子爵是绝不可能使用用毒酒谋害朱元璋这么低段位的手段。
相较之下，朱元璋采取清除通往最高权力的谋术要高明许多。
郭子兴自至正十五年去世之后，其长子此前已经战殁，由二子郭天叙继承基业，同时将妻弟张天祐提升为第二领导人，以协助郭天叙压制朱元璋，因此这支驻扎于滁阳的红巾军内部关系十分微妙。
早在濠州之时，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等人不和被擒之时，赖于朱元璋以其军事力量为支援从中调和。此后朱元璋独自领兵攻克滁阳后，又将郭子兴接往滁阳奉为主公，因此这支红巾军能够在此立足全赖于朱元璋之力，朱元璋的声望和嫡系实力极为强大，在军中仅次于郭子兴。
当郭子兴去世之后，其所遗留的旧部势力团聚在郭天叙身边，部分将领如汤和、郭英等人则选择投靠朱元璋。此时军中虽名义上以郭天叙为首，但朱元璋的实力和声望又在其之上，两派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
这种矛盾德第一次凸显出来便是韩宋政权遣使招抚滁阳红巾军之事。至正十五年刘福通迎立韩林儿建立韩宋政权，改元龙凤，随后便遣使册封郭天叙为这支红巾军元帅，张天祐为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
接到任命后的朱元璋十分生气，大怒道：“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不愿受制于韩宋政权，一层是不愿受制于郭天叙等人，不甘心屈居第三。纵然朱元璋愤懑不平，但鉴于韩宋政权势大，无奈之下仍归制称臣。
因史料未载和刻意修改，朱郭两方势力的内部斗争我们并不能窥其全貌，但根据明初老兵俞本的《记事录》仍可察觉其斗争之激烈，最终在攻打集庆路(应天府)过程中爆发。从最终的结果可知，朱元璋的谋略心计远非郭天叙等人能及。
因为滁阳以及和州等处均为朱元璋率其心腹所夺，初立的郭天叙尺功未建便成为主公，在军中尚无能够压制朱元璋的威信以及实力。因此当大军谋划下一步进军目标时，郭天叙等人便极力想攻克重镇集庆路(今南京)，一来获得发展根据地，二来以稳固其统帅地位。
至正十五年六月，郭天叙、朱元璋等人率军渡江，谋划攻取王霸之基集庆路。红巾军先克采石矶，后拿下集庆路门户大平府，俘获元军民兵元帅陈埜先，据此为基地发动对南京城的围攻。但因为集庆路战略地位之险要，元军在此屯聚大批官军守护，红巾军的初次攻击以失败告终。
当年八月，红巾军高层决议再次攻击集庆，义军此次采取逐步进逼之策，先将集庆周边溧水、句容、溧阳、芜湖等镇依次攻克。随后郭天叙以及张天祐等人率先进攻集庆城东南四十五里处的方山，而此前投降的陈埜先则驻扎在城西南三十里的板桥，朱元璋则以左副元帅的身份留守于后方太平府。
此间陈埜先谋划复叛率军投靠元军时，被其手下人告发，朱元璋将其召回，谓之：“人各有心，识见不同。从元从我，任汝所适，不相强也。”此时的朱元璋就已经在谋划如何以一个完美的计划置郭天叙等人于死地。
朱元璋明知陈埜先意图反叛但不加阻拦，当陈埜先归反驻地时，极力请求红巾军攻击集庆时，朱元璋也不予应答。陈埜先又生一计，他诓骗朱元璋，说自己已经将元军守将左答纳识引诱至其营中，请求朱元璋前往俘获。朱元璋既然明知其用意，不可能前往其军营，但并未采取钳制措施，而是“姑许之，不往。”更为心计的是竟不将陈埜先谋划叛乱之事告知正处前线的郭天叙等人。
返回板桥的陈埜先见用计谋取朱元璋不成，便将目标投向了郭天叙等人，“埜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对陈埜先谋叛毫无察觉的郭天叙和张天祐就这样轻易被其斩杀，朱元璋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两大强敌铲除。
这些仅从史书上所记载的文字中分析得出。但朱元璋到底有没有和陈埜先密谋杀害郭天叙则不从得知，因为从朱元璋后来对陈埜先之子陈兆先极为友善关护的态度，陈兆先也为其尽忠而死，这种关系不得不引人怀疑。
郭天叙死后，其弟郭天爵更是无力抗衡，最终被朱元璋以谋反之名诛杀，郭子兴遗存势力中便再无能危害朱元璋地位的人物存在。随着汤和、郭英乃至邓愈等郭子兴直系部属纷纷投向朱元璋，另一位大将邵荣因其英勇谋略而成为郭子兴派系的首领人物。
不出意料，邵荣以及其他部将的最终结局仍是被朱元璋擒杀，这其中详细的过程，笔者在前文已有涉及，后面也将另行文详述。
在彻底将能够威胁其地位的势力铲除后，朱元璋便于至正十六年三月第三次攻打集庆，一举攻克，正式开启其争雄天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