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中的诸多名将中，隆美尔不知应该算幸运还是命苦——德国对波兰开战时，隆美尔还在希特勒身边当警卫营营长，对同僚们的战功只能过眼瘾。阿拉曼战役中，隆美尔虽然在北非经营多年，却正好请病假回了德国，没赶上这场转折之战。到了诺曼底登陆时，隆美尔本来一直负责“大西洋壁垒”，却偏偏在“霸王行动”当天回家为老婆过生日，于是让盟军从容地上了岸——纵观二战，此公虽有能征善战之名，可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缺场。当然，这位“不赶趟元帅”最后也没赶上德国战败这个大结局——他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再一次的缺场。
1944年10月14日，离德国投降还有半年时，隆美尔突然莫名其妙地“病死”了，纳粹德国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浓墨重彩地宣传这位元帅是怎样在弥留之际还“挂心于元首、党和祖国的事业”的。纳粹官方给了隆美尔以国葬待遇。最高军事长官龙德施泰特元帅在葬礼上代表希特勒致了悼词，对着盖着万字旗的隆美尔遗体深情而又肉麻地高度评价道：“他的心永远属于元首。”希特勒用自己这位昔日爱将的死，在自己的脸上又重重地贴了一把金。
有关隆美尔的死因成为常被后世“惦记”起的话题。“脑溢血突发”当然是胡说，真相在战后很快水落石出了——隆美尔因被怀疑参与了旨在刺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7·20事件”而被迫自杀。争论的焦点在于，隆美尔到底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刺杀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从二战后一直扯到了今天。隆美尔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和良好的私德，让很多他的“粉丝”更愿意相信这位将军在最后时刻迷途知返，成为了志在从专制下挽救国家的“抵抗运动战士”。
然而，如果你公正地看过有关隆美尔的传记，会承认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与他留下的那些威风八面的各种“摆拍”照片不同，隆美尔的性格与他的身材一样，有着软弱的一面。年轻时代的隆美尔本想成为工程师，是在父亲的强令下才入了伍。自那以后，“出色地完成迫不得已的工作”就成了隆美尔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大展拳脚是如此，在“大西洋壁垒”计划中为纳粹进行最后垂死挣扎也是这样。在执行这些任务时，隆美尔虽然对希特勒的疯狂满怀怨言，并且不时搞些“小动作”，但他从不敢真正反对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恰恰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刻意一再提拔隆美尔，让他有机会成为“纳粹战神”。这样一个因独裁者的青睐才得以机会施展才华的人，是无法反对体制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体制塑造出来的玩偶。
隆美尔的身上，其实浓缩了一代德国军人的悲剧命运。受制于斯巴达式的精英教育和民族主义的洗脑，他们无法像数十年后自己的后辈们一样，明了“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最终成为了邪恶体制的殉葬品，成为貌似威武，实则软弱的“玩偶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