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览杭州岳王庙时，发现精忠桥前甬道两边，栽种了很多桂花树，还有很多柏树，既整齐，又青葱，蓬蓬勃勃。
不过，让人觉得大煞风景的是，桥东甬道的正中央，孤零零地栽着一株桧柏，又歪又斜，模样丑陋，用石栏围着，上有说明说：“相传，明天顺元年，杭州府同知马伟重修岳飞祠墓后，奏请朝廷赐额‘忠烈’，召集民众祭祀岳飞，取桧树锯成两半植于墓前，人称‘分尸桧’，表达对谋害忠良的奸臣秦桧的痛恨。桧树死后，后人又植桧柏代之，一直流传至今。”
虽说是“相传”，但史籍上是有明文的。清朝人冯培《岳庙志略》记载：“天顺元年，杭州府同知马伟重修祠墓，奏请朝廷赐春秋祭祀及‘忠烈庙’额。马伟取桧树折杆为二，植墓前，名‘分尸桧’。”可见，张伟植“分尸桧”，是的确有其事的。
然而，对于是否将桧树折成两截植于墓前，却有不同的说法。清朝人褚人获的《坚瓠集》记载：“岳王墓在西陵桥之右，墓上松柏枝皆南向，墓前有分尸桧，自根以上劈分为两，中格以木，以示支解奸桧也。”褚人获的记载，不是把树横刀斩断，而是从树根以上，用刀劈为二，中间再用木架住，以示“支解”。支解也就是肢解，为古代碎裂肢体的一种酷刑，这种方式似乎更能体现植“分尸桧”者的本意，比那一刀两段更形象。
《坚瓠集》还载岳飞坟前“四奸跪忠”的来历说：“正德八年，指挥李隆冶铜为桧及妻王氏、万俟卨三形，皆赤身反接跪墓前。久为游人挞碎。万历二十二年，按察副使范涞重铸，又益铸张俊像，共四焉。”说明，这“四奸”曾经过多次铸造，李隆以铜铸，只铸秦桧、王氏和万俟卨三人，后被游人敲碎。万历年间，范涞重新铸，已经改为铁质，并增加了张俊，配成了四人。后来，这四人被敲了铸、铸了敲也不知多少回，史书也有记载。
《坚瓠集》还接着说：“游人拜墓后必以瓦石敲掷之，或溺其头，而抚摩王氏两乳，至精光可鉴。”
群情愤愤地对几个铁人投瓦掷石、撒尿于头，何苦来哉!历来的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众人施暴”的方式发泄，或发泄对奸臣的愤懑，或发泄对个人遭际的郁闷。或许，以这种方式发泄，既无需担破坏文物之责，又能表演惩奸的义举，可谓划算。
然而，施暴之后，奸臣就能绝迹?未必。单就宋、明两朝而言，明朝的奸臣比两宋的奸臣却只有多、不会少。何况，在生之年，这些奸臣其名望之高、声誉之好、身边吹牛拍马者之多，则是倍受屈辱如岳飞们无法望其项背的。
当时，各地州官、府官为秦桧立生祠的不少，一个叫胡舜陟的静江知府就曾为秦桧立过生祠，还亲自撰写立祠记。明朝那位“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的大奸臣魏忠贤，他获罪前，各地争相为他立生祠、认干爹、拜爷爷的更是不计其数。拜倒在奸臣门墙的是这些人，往奸臣铁头上撒尿的也许还是这些人，末了，还顺势在王氏两乳上摸一把，以至“精光可鉴”!
倘若众人施暴就能实现奸臣绝迹，那倒真是一本万利的大好事。不过，抱此幻想就如同盼望天上掉馅饼一样不切实际。历代的奸臣无不是制度落后、法治缺位的产物，预防贪官弄权、奸臣误国，还必须从制度与法治入手，通过完善制度和法治，实现监督与惩处的双管齐下，才能真正还天下以海清河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