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农史学者吴建新的说法，最早的烟草传入广东的记载见于明末张介宾的《景岳全书》，称烟草是万历年间“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广东最早记载烟草栽培的地方志为崇祯九年《恩平县志》，当中说烟草“今所在有之”，也就是说当时广东很多地方都有烟草栽培。
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时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在他审判案件的案牍中提到一个叫黄正壁的人，“称在香山往电白买烟，货与番鬼”。如果黄正壁卖给澳门葡萄牙人的货物为烟草，这就是广东最早关于烟草买卖的记载。
吴建新指出：“康熙以前是烟草传入的第一阶段，大规模发展在雍正、乾隆以后”。具体来说，雍正年间开始出现名烟，“雍正《长宁县志》卷之9《物产》记载：‘烟，圃多种之，出沙田者为美。’是广东最早关于名烟产地的记载”。
南雄名烟的形成大致在乾隆年间。主要因为南雄盆地的紫色砂页岩富含烟草生长需要的钾磷，加上土性疏松，土质干爽，最适宜栽培烟草。粤北和粤东北客家山区、潮汕平原、广州府的新会、鹤山的烟草种植在乾隆、嘉庆之间也多了起来。清中叶，比较著名烟草产地还有鹤山，肇庆府新兴县的天堂镇及阳春县、西宁的连滩等。晚清还兴起一些虽有名，但产量不大的烟草产地，如清代的花县梯面，咸丰年间开始种植，同治、光绪年间大盛，西坑村每年出产烟叶80吨，种植烟叶之多，有“见烟不见禾”的说法。
学者司徒尚纪也援引资料指出：道光时，新会河村田地“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他认为，“经作文化景观压倒稻作文化景观，是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新出现的农业文化现象。不仅是资本主义萌芽出土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海洋文化占用农业土地的结果。”
吴建新指出，烟草加工之后的下脚料具有肥田和杀虫作用，是烟草栽培发展的动力之一。普遍的做法是在稻苗移栽时，将烟草茎梗杵成末，或截成一节节，置于移栽的稻秧底下。乾隆《重修镇平县志》当中对此就有记载。嘉庆、道光之后，这一技术迅速传播，粤东北的客家山区应用尤多，伴随着省内外的人际往来，移民们开始将这一技术向平原地区传播。
清末大学者罗振玉记载：在珠三角的基塘区，农民发现鱼塘“水色红浊，鱼必生蛆”时，“用茶麸、熟烟梗(即黑丝烟)浸在塘内以防之”，这是清代珠三角淡水养殖中的鱼病防治技术的创举。
学者指出，烟草传入广东，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传播途径是陆路从越南传入;另一途径是明万历以后烟草从吕宋传到福建，再由福建传到广东。烟草初入中国的时候，人们用外来译音称其为淡巴菰，不久又冠以美丽的名称：金丝、相思草、八角草等等，富有诗意。
清人汪师韩还辑录一部烟草专著，书名就为《金丝录》。烟草这个称谓始于明代，但这个称谓的普遍使用则是清代。清人陈琮辑录一部《烟草谱》。其影响力不亚于陆羽的《茶经》。后来，为了区别烟草与鸦片，人们通常把烟写为“菸”。
烟草传入中国不久，就有了自己的烟草制品，“马氏造之曰淡肉果，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也就是说抽烟太多抽晕了。
学者指出，烟草推广很快，万历年间，福建烟草的产量不仅高于菲律宾，而且作为商品还返销于菲律宾。烟草有一定药物价值，明末“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皆安然无恙，问起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就是说因为水土不服士兵大量病倒，只有一营兵因人人都是“老烟枪”而安然无恙。这真是给香烟产业做了最好的广告。
烟草和番薯、花生等外来作物作为重要的轮种作物，丰富了广东多熟制的类型。烟草茎梗兼有肥料和杀虫药的作用，则帮助构成了清代本地农业技术体系的新内容，对当时农业生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