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后岁月中的侍从副官翁元清楚记得，1972年在日月潭涵碧楼(日月潭宾馆)，有天夜里，蒋介石上床就寝，日月潭夜里气温低，翁元好意为蒋介石盖上一张薄被单，以防着凉。谁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蒋介石全身汗湿，内衣全湿透了。显然他流的是盗汗或虚汗，说明蒋介石的身体情况已亮起红灯。
医生建议休养半年，但蒋介石久未公开露面，特别是庆典场合，总是不见“总统”主持，而由严家淦“副总统”代表，难免留给外间种种揣测的空间。在蒋夫人深思苦虑之下，“政策性”地安排了几次公开场合，让蒋介石出现在电视镜头或是摄影镜头面前，借此昭告天下，外界的谣传，纯属无稽。
从1972年9月到1974年12月1日之间，蒋介石固然仍在病中，但病况大致仍在医疗小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官方版的《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指出：“医疗小组因感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时发时愈，此对蒋介石之健康有极不良影响，又蒋介石之血管硬化及心脏肥大症，亦可随时产生并发症，因此曾邀请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
上述《蒋介石治疗报告》这段文字，正是攸关蒋介石生死之谜的关键字句。
1974年11月间，根据历次肺部X光摄影显示，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但是，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截至1974年12月1日以前，蒋介石已搬回士林官邸，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
医疗小组分析，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医疗小组认为，肺部积水问题，短时间里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唯一麻烦的，因只剩下1/3的肺脏正常运作，势必24小时插上氧气管。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
蒋介石卧病期间，官邸重要事务唯宋美龄马首是瞻。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溺爱有加，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只会适得其反。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
这群台湾的“御医”们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官邸，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的抱怨，迎面而来。
1974年12月1日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官邸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
蒋经国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
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孔二小姐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