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罪银”又称“自行认罪银”、“自请认罚银”等等，是清高宗乾隆中后期的一项制度，是对犯罪的(一般罪行不大)高级官员准许其缴纳高额罚银赎罪(或减罪)的制度。关于乾隆年间兴起“议罪银”，传统看法一般认为起于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任礼部尚书时。并有观点直指和珅即“议罪银”制度的始作俑者。但是据近年来相关学者的研究，“议罪银”制度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前即已有成例，这个制度早在和珅得宠前就已被乾隆帝实施。
和珅
“议罪银”制度贯穿乾隆朝后半期，在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发展后，其制度架构已臻完善。“议罪银”与传统的官员罚俸不同，其欠款不由吏部、户部经办，径由军机处“密记处”办理，由领班军机大臣亲自负责(长期由和珅负责。此外，先后经手这一事务的大臣还有福长安、福康安、阿桂等人)。
福康安
关于乾隆帝的“议罪银”制度，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是乾隆晚年昏庸，对贪腐姑息之举。也有论者认为这是乾隆自建“小金库”，向高级官员敛财的手段。不过，近些年的研究指出了“议罪银”制度兴起的其他可能的原因。有论者认为从雍正朝开始的“加强吏治”的政治倾向一直延续到乾隆，雍正朝“完赃减等例”(大意指官员因贪污获罪，将贪污所得缴清可着情减刑)颇为乾隆诟病，乾隆帝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将其废除，乾隆朝后半期坚持“完赃不能减等”的原则。而这一改变正与议罪银的兴起在时间上约略前后相续，不由得引人注意。有论者抓住了这一时间上的前后相续，指出乾隆帝正是因为严肃吏治才建立“议罪银”制度。其目的是借小过对督抚进行一笔高额罚款，但并不直接治罪，既保持地方政治稳定，又对部分督抚示以警告。持此论者以“议罪银”制度一般只施于轻微犯罪的地方高官，且终乾隆一朝未放弃“完赃不能减等”原则为论据。
乾隆帝
对于这一制度的后果，论者多持批评态度：一方面，“议罪银”制度违背了儒家的“义利观”，好似中央政府在与这些封疆大吏拿国家利益做交易，陷国家于不义，也易受知识阶层的诟病。另一方面，议罪银制度斤斤计较于督抚细小的过失，使吏治整顿失于泛滥，一些核心问题反而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