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初期，袁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想要让“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群和平共处，其中“回”指的不仅仅是现在的回族，还包括西北等地的维吾尔、哈萨克斯坦等民族。
其实，五大族群之间的习俗、传统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一时之间想要达到“共和“这个目的是很难的，所以，“共和”这个目标过于简单粗暴，只“求同”，忽略了“存异”的问题。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一个不错的目标，从最初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比较狭隘的观念到争取各民族和平共处的“五族共和”，人们的民族观念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进步，这也对于我国后来的民族发展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
1912年5月，袁世凯主张“五族共和”的政策。在当时来说，这个政策有助于稳定国内形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保护国土完整的目的，所以，参议院的议员们大都呈赞同意见，在投票表决后，该政策被允许通过，五色条旗也正式被定为民国国旗。
议员们的态度表露无遗，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现有的最有利的政策。内容很简单，“五色”就对应上面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分别对应红、黄、蓝、白、黑。这一政策的提出，不仅向国人宣告政府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也告诉了全世界，满洲、蒙古等地都是我国的领土，象征他们的颜色存在于我国国旗上，缺一不可。
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关于春节放假，一件关于“杀胡口“改名，两件事对民族团结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历史悠久。1913年，袁世凯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且，要放假。其实，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递交了一份关于节令放假的报告，原本要求的是，按照旧日习俗，在四时令节设定假日：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是秋节，冬至是冬节，在这四个节日时，国民都可以休息，公职人员也能得到休假。
不过，在这四个节日中，袁世凯只批准了第一个，并于次年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的“过年”就变成了“春节”。在他看来，春节放假是可以的，因为，这一天是全国人民庆新春迎接新一年的好日子。但是，当时实行“五族共和”，如果把汉族的其他几个节日拿出来统一定为全国假日还进行放假是不妥当的，这对于别的民族来说不公平，所以，他没有通过朱启钤的报告。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地方名称的。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有个地方叫做“杀胡口”，就在晋、蒙两省交界的地方。明朝时，朝廷多次出兵抵抗蒙古的侵袭，所以，这个地方又被叫做“杀胡口”，并且，这里的曾用名还有“参合口”、“白狼关”“牙狼关”等等。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该地地理位置特殊，少数民族来袭时往往要经过这里，汉族人民也在这里与当时的异族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血流遍地。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烽火历史的一个见证，满满的都是血泪史。
当然，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完全都是坏事。
据专家考证，公元前三十三年，王昭君为了家国毅然决定和亲，她的送亲队伍从长安出发，一路上经过山西、汾河谷地、雁门关等地去了匈奴，以此，为中原和匈奴带来了一段宝贵的和平时间，然而，她经过的地方里面就有“杀胡口”。
之后，在杀胡口附近出土的“千秋万岁月”的瓦当，经过考证发现和在内蒙古包头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瓦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昭君出塞时走的路线最终能够得到确定。可以说，她的付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也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所以，虽然杀胡口见证了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它见证了一个奇女子荡气回肠的一生。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走西口”的故事正好也发生在杀胡口，当时山西、陕西、甘肃、河北等地的农民、失败的起义军为讨生计，背井离乡走出长城之外，希望在那里讨到新的生活。这条路的艰难可以想象，但是，没想到当时人们迫于无奈而产生的行为，这对于后世各民族的团结和平也有着重要贡献。它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其实，“杀胡口”早就改了名叫“杀虎口”了。该地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所以，杀虎口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
上面已经说过，该地是因为经历过民族战争而得名的，“胡”是匈奴人自己对民族的一种称呼，包括鲜卑、羌、吐蕃等多个民族，所以，“杀胡口”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人们各民族之间不愉快的过往。
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就将“杀胡口”改成谐音的“杀虎口”，希望淡化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促进各民族友好相处。并且，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还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