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共有58个村。生活在两属地的“两属户”需要同时向宋朝与辽朝纳税，并为两边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称“两输户”。
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
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管理当地的宋、辽政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竞争性。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
邻近的瀛州太守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让他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使国家蒙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更优恤。
熙宁九年(1076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因为灾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请求拨粮。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辽政府也宣布赈济两属户。宋朝得悉这一消息后，给沿边政府下发了批示，要求雄州等沿边政府密切留意辽政府的举动，千万不要让辽政府抢走民心。
次年，雄州政府发现辽政府召集两属地58村的首领，以及逃移归业的两属户154户，宣布给予赈贷。雄州政府一面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一面火速报告朝廷。宋廷批示要求当地官员赶紧调查，随后，雄州政府免掉了两属户的赋税，并向他们赈济米豆。
正是因为宋、辽两国对两属地的治理存在这种奇特的竞争性，雄州政府偶尔拒绝蠲免两属户税收，才会被瀛州太守视为蠢事。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
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60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还有一次，因为辽人讽刺两属地百姓当兵，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雄州太守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再也不敢了。
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让两属户多了一项选择权——管他们不能如同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样用手投票选举政府，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政府。当辽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就选择投奔宋政府。反之亦然。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有两属户为逃避差役逃到雄州，神宗指示先安顿他们。辽政府要求即刻遣返。
雄州政府既没有依辽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难民——这么做显然不合人道主义;也没有将这些难民纳为全属南居民——这么做将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化。而是根据枢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
出榜安慰逃难的两属户，“不可远弃家产，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
正是这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不逊色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