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军经常下乡扫荡，进了村子肆意烧杀抢掠，有网友愤愤不平的说：要是我，就在井水和食物里下毒，毒死这帮狗强盗!
这种给敌人投毒的方法，难道抗战军民想不到吗?为何我们几乎见不到相关的记录?
一、人类战争中的下毒史很悠久
毒菌、毒草和毒虫，锑、铜、砷、铅等有毒矿物质，天花霍乱鼠疫等病菌，都曾活跃在人类古代战争中，给敌人造成极大杀伤。
蒙古人西征时，曾经在攻城战中用抛石机投入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直接导致了欧洲的黑死病;美洲的西方殖民者，也曾用沾染天花的衣服送给印第安人，造成当地人大量死亡。
二战的苏德战场，德军一开始攻势凌厉，后撤的红军就焚烧粮食，在井水中下毒，尽一切可能给德军造成麻烦。
那么，中国战场上为何很少出现给日军下毒事件?是中国人不擅长毒杀敌寇吗?
早在北宋，中国就有一本著名的兵书《武经总要》，里面提到了“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
抗战中，无论是东北还是东南，中国军民坚壁清野，伐木断桥、藏匿粮食、自毁物资一直在做，毒杀日寇肯定很多人尝试过，但效果甚微，其中原因何在?
二、首先，下毒说起来简单，在当时吃饭都吃不饱的农村生活水平下，毒物本身就是很奢侈的东西。
民国时的人服毒自杀，一般是吞鸦片和砒霜(老鼠药)，致死率都不怎么靠谱，而且大批量购买都价格不菲，至于顶级毒物鹤顶红、断肠草，更是民间罕有之物。
自古以来，对于敌人军队大规模的投毒，除非是国家和军队行为，光依靠老百姓自己，只是杯水车薪，很难见效。
第二，大家千万别把日本鬼子当成只会说“八格牙路”和“花姑娘”的蠢货，真实的二战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近现代化军队，绝不会轻易中招。
当时，日军对中国战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远超今人的想象。通过大量的间谍实地考察，日军一线部队的情报工作非常精准。
比如中国军队曾缴获过一本日军的《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手册上居然连中国当地的泥土粘着力、村里有几口井和水井的出水量都一清二楚。
日军每个军和师团配备专门的防疫给水部，其基本职责就是防止疫病和确保净水。日军中的军医和技术人员承担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的任务，如果到了陌生的环境，日军士兵绝对不会不经检验就饮用当地井水，而是将检测过的水源配以军用野战过滤器饮用，更不会贸然吃中国老百姓的熟食。
这一点，我们其实从老照片能看到：日本兵进村，除了抢粮食，最喜欢抓活禽活畜，摘新鲜瓜果，而这些东西是难以下毒的。
说日本鬼子最喜欢吃鸡不一定准确，但鬼子抓鸡吃是最没有风险的。
此外，侵华日军对抵抗军民的报复，一向凶残严酷，一旦发现有人下毒，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腥屠村，这也是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行动的原因。
三、中国军民极少投毒，反过来，日军却是投毒大户。
由于资源贫乏，军力有限，日本是二战期间研究毒气和细菌武器最积极的国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还有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等，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大细菌战基地，疯狂地进行细菌战屠杀中国人民。
前文说的“防疫给水部”，另一个角色就是日军的细菌战部队。日本《井本日志》上记载，日军1940年在浙江的细菌战，使用飞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至少8次以上。
释放毒气、给水源下毒，更是日军的保留项目。蒙满边界的诺门罕战役后，日军就曾对苏蒙军队实施细菌攻击，用各种传染病菌污染水源。中国战场上，日军大面积释放毒气，在井水中播撒带病菌的衣物、尸体，更是家常便饭。
最后，说一个抗战中成功的投毒事件：南京毒酒案。
1939年6月10日，由国民党军统局策划，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服务员詹长麟，在日伪高级头目的一次宴会中，往酒内投毒，觥筹交错间毒倒一片，日军中将山田乙三、大汉奸梁鸿志、温宗尧等多人中毒，两个日军书记官毙命。
毒药是军用氰化钾，行动是军统的绝密策划，这才一举成功，只可惜就算这样，日伪大头目都没毒死。说到底，战争还是要靠剑与火的死磕，毒死日本鬼子的传奇，留给抗日神剧的编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