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上，经常能看到清朝人的形象，别的不讲，一顶斗笠状的缨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那是官员的官帽，而且是春夏季的凉帽。满人入关后，勒令汉人剃发易服，做官的人，戴大帽子是必须的。到了鸦片战争时，汉官威仪沦丧已久，早就习惯了满人这一套，脑后的辫子、带左衽的服装以及头上的大帽子，都成为了中华文物的一部分。
只是，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的洋人，还是少见多怪，对中国人，尤其是官员的一切都很好奇，身体部分，主要是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身体以外的部分，则是这个大帽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洋人对清朝还算尊重，没听说拿大帽子开心取笑的事。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有点放肆了。他们在占领广州期间，经常喜欢捉弄清朝的官员。办法之一，捉到清朝的官员，让他们为洋兵做苦力，搬运东西的时候须得戴上大帽子。办法之二，经常给为他们服役的苦力们扣上官员的大帽子，还时常将大帽子打掉让苦力去捡。稍后一点，在上海租界的洋人们，把西式的四轮马车引进中国，而马车夫无论中西，均为中国官员打扮，缨帽、箭服。马车一出来，洋大人坐在上面，前面赶车的俨然一副清朝官员的样子，招摇过市。
这样恶作剧的洋人们，原以为一直痛恨官员的中国百姓会因此而高兴，没想到他们居然很愤怒。因为在中国人骨子里，一直都认为中国以外的所有人，理所当然地比中国人要低一等或者更多。
无奈，官家不争气，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收复失地，也弄身洋人的官帽子折腾一番，给中国人争口气。所以，凡有爱国心的志士们，只好自己想办法了。好在洋兵逞凶的时机总会过去，战事完了，无论中外，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来到中国的洋人，也有不少穷人。
当年，上海是世界闻名的冒险家的乐园，富人来，穷人也来。大家都来找机会，穷人只要有份合适的工作，都肯做。有位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富商，一口气雇了四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给他拉黄包车。有一阵，还弄了一顶轿子，让这四个洋人为他抬轿。出门转一圈，中国人沿途围观，大声叫好。
其实，黄包车也好，轿子也好，都是东方的东西，洋人压根就不熟悉，拉车抬轿都注定做不好的。而且，雇一个洋人价格不菲。但他要的就是那种感觉。而洋人呢，只要你肯出大价钱，拉车抬轿都无所谓。你情我愿中，民间的爱国主义，也在这里找到了感觉。
更有感觉的是嫖洋妓。开埠最初几十年，中国没有洋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白俄人纷纷逃难来到中国。日子难过的俄国女人，也开始操起了皮肉生意。从上海开始，一些通商口岸都出现了俄国妓女。生意的对象不分华夷，金钱面前一律平等。这样一来，让很多有钱也很有爱国情感的中国人很兴奋。一时间，嫖洋妓成为报八国联军之仇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既得了快乐，又顺便爱了国，真是一举两得。
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情绪和行为相当愤怒。为了维护所谓白种人的脸面，他们出钱捐助，企图阻止俄国妓女卖淫。但是，这样的善举太费钱了，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俄国妓女还是照旧，中国人也继续他们的爱国意淫。
爱国主义的民间小调，一直在哼哼唧唧个不停。但是，这样的爱国小调，挡不住中国受洋人的欺负，连唤醒民众同仇敌忾也做不到，结果只能是继续任人蹂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