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说，中国古代整体上确实是男尊女卑，这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并不代表女子毫无地位，或者毫无自由。
唐朝女性开放、大胆众所周知，其实宋朝女性一点都不逊色。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里，就描述了醉酒晚归的情景：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足见女性的开放程度。
据各种史料发现，宋代男性“惧内”现象也非常之多。如今为众人熟知的河东狮吼的故事，就出自宋代。
名相王旦、周必大，以及著名文学家晏殊、苏拭、陆游等无不“惧内”，北宋科学家沈括，“晚娶张氏，悼虐，存中不能制，时被箠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怕老婆程度可见一斑。
宋代惧内现象太多，以至于宋代诗人谢伋认为：“
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竟把宋代看作一个阴盛阳衰的时期。
而且，宋朝女性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宋代尚未出嫁的女子被称为“在室女”。北宋法律规定：
“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别与縛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可见，家庭财产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继承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
女子出嫁后，所带的嫁妆，不属于夫家的家族财产，这说明宋朝时妻子在家庭中，对自己的嫁妆也享有一定的支配权，甚至有不少妇女带着嫁妆改嫁的现象出现。
妇女再嫁在宋代也并不少见，宋朝法律不限制妇女改嫁，只是规定妇女不得在服丧期内改嫁。
宋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妇女改嫁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始嫁蜀人袭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其时帝为襄王，对左右言：‘蜀夫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刘氏遂入宫，初封美人，后册为后”。后来真宗死后，刘氏垂帘听政近十二年之久。
宋朝的社会舆论对妇女的改嫁也有支持。在被奉为妇女道德楷模的“节妇”中，有一部分就是改嫁的。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引吕绪叔夏卿文集《淮阴节妇传》，记载的就是一位改嫁过的节妇。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母亲同样是再嫁之妇，“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但范仲淹对母亲十分孝顺。
北宋另一位宰相王安石，因儿子不幸早逝，还鼓励儿媳改嫁。士大夫阶层的人对妇女改嫁都能持有如此宽容的态度，可见，宋代妇女在婚姻上，还是能享有一些自由和权利的。
才女辈出也是宋代女性留给后世的深刻印象之一。《全宋词》中，女性词人达107人，《宋诗纪事》里女作者也有106人，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等杰出女性博览群书，才思敏捷，留下了许多名作，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文化修养高的女性，缘于女子教育环境的相对宽松。宋高宗曾说：
“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
宋人重视女性的教育，司马光的《书仪》里记载：
“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里女子亦立诵之。……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孝经》、《论语》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
表明女子也有一定受教育权。
在宋代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也活跃着女性的身影。
“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正是妇女从事商业活动的生动写照。妇女经营茶馆、酒店、小吃铺、歌楼等各种商铺的也很常见。
《梦梁录》里有“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之处”，诗人陆游在四川遇到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
《东京梦华录》里还记载了大相国寺庙会上尼姑经商的场景：
“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女性经商之普遍，令人震惊!
宋代女性能够走出闺门，从事商业活动，不仅是自身的一大进步，也体现了宋代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并非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