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口气将自己的20多个子侄分封到各地为藩王，“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这是一件多少有些“逆时代潮流”意味的事情。
因为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强郡县制、削弱分封制。少数被分封的藩王 ，不再拥有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变成了只食俸禄的富家翁。而朱元璋分封的藩王 ，享有高度军事自主权，如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手下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受朝廷节制。 藩王拥有监视地方臣民的权力。
朱元璋之所以要分封藩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外御蒙古。当时虽然元朝已被推翻，但蒙古人在河西、漠北一带还拥有较大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国内仍然存在陈友谅、张士诚的参与势力。一旦国内有变，两股势力里应外合，将动摇大明王朝的统治根本。朱元璋本着“皇子守国门”的策略，让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带领军队驻守边疆，成为朝廷的可靠屏障。
二是内稳朝政。朱元璋子嗣众多，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战火的磨炼，具有一定的实力，手下也各有一班人马。如果要将他们全部留在京城，一山不容二虎，难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这样的人伦悲剧。朱元璋在世之日，或者还能压制诸子。当他撒手人寰后呢?与其让诸子留在京城，形成一颗颗不定时炸弹，不如将他们分封外地，远离政治中心。
当然，朱元璋也深知藩王权力过大的隐患，作出规定，禁止藩王随意进入京城，规定3年才能进京一次，以免与朝廷大臣发生勾结。也不准藩王之间互相联系，特意错开他们的进京时间。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不准王爷进京”。
1398年，朱元璋病逝之前，颁发遗诏，下令“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不准潘王进京吊丧。从遗诏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深深地担忧皇太孙建文帝无法服众，生恐藩王进京捣乱，因此特意叮嘱一番。
二、
1644年，清军挥师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
清朝在许多制度构架上，沿袭了明朝的旧规。但在如何处理皇子的问题上，清朝采取了与明朝完全不同的做法。清朝只是在初期册封过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少数藩王，不过这属于历史造就的特例，他们也和爱新觉罗一族没有血缘关系，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皇室藩王。在平定三藩后，从康熙帝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再也没有册封过一名藩王。
不仅如此，爱新觉罗一族的皇子们，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都不能随意离开京城。除非是为皇帝出差办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离开北京。否则都只能在京城老老实实地呆着。至于到外地去当藩王?门儿都没有，想都别想!
举一个例子，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仓惶逃亡热河。由于惊吓过度，第二年，在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咸丰帝就病死了。按照遗诏，权力落到了八大顾命大臣手中。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有意夺取大权，便紧急将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招到热河，秘密商议大事。按照清朝皇室祖制，奕䜣是绝对不能擅自离开京城的。怎么办呢?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所记载，奕䜣是化妆成“萨满”才得以离开京城，悄悄地去热河见了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一面。
三、
明朝不准王爷进京，清朝不准王爷出京。这两种做法谁更高明?
其实，这两种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难分高低，没有优劣。毕竟，这两种做法都是通过限制王爷的权力、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出发点都没有问题。
具体而言，这两种做法都有明显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弊端。
先看明朝不准王爷进京。
明朝将藩王分封在各地，隔断藩王与朝廷大臣的联系，禁止藩王之间的联系，苦心造诣地维护皇室正统的统治，效果是很明显的。有明一代，都没有出现“玄武门之变”那样的内乱和骨肉相残事件。至于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实在是因为建文帝操之过急，破坏了皇权与藩王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致。
同时，藩王在各地发展，犹如蒲公英一样，成为皇权的重要分支。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正是各地潘王，如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宁靖王朱术桂等人延绵明朝国祚，长达40年之久。
如果明朝所有王爷都留在京城，怕是会被李自成和清朝一网打尽吧?
当然，这样做也有明显的弊端：容易造成地方势力过大，破坏中央集权。朱棣也注意到这一弊端，进一步采取办法削弱藩王权力，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剥夺他们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藩王们这次消停下来，高高兴兴地过他们的安乐日子。
再看清朝不准王爷出京。
在清朝，王爷们的日子比明朝“苦”得多。他们不单是被严格限制在京城，其爵位都是一代降一等，如果后世子孙没有为朝廷立功劳，最终会被降为平民。只有12个铁帽子王不受限制，世袭罔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用担心王爷在外地兴风作浪，也不必为了养着王爷而耗费巨大。
因此，总体来说，清朝王爷没有明朝王爷那么跋扈嚣张，动不动就操刀子打进京城。
但清朝不准王爷出京，一样也有弊端。王爷扎堆留在京城，容易与大臣们勾结在一起，干涉朝政。康熙时期的“九子夺嫡”、咸丰时期的“辛酉政变”，都有王爷积极参与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