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因为秦刚刚统一天下，所以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胜利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继续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三十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形成了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
那么秦始皇为何放弃进攻，而选择修筑长城呢?
事实上，任何一种军事力量都是由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所支撑的，在秦军的背后是一个刚刚被整合起来的黄河流域铁器时代初期的农耕文明，这就决定了秦军乃至日后所有从中原发家的军政集团都无法做到对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一系列草原游牧势力的彻底消灭。
地理学上讲到:“长城走向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条线对于中国古代史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与它能够相提并论的可能唯有秦岭淮河一线了。这条长城线，虽然对于我们现代工业文明而言并不是一个足以影响到社会结构分野的分界线，但它对于以成熟的农耕文明为古代文明主体基石的古代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条长城线以北，就是古代农耕文明所无法存续的气候环境，若想在这种环境下维持军事存在，就必须付出远超黄河长江腹地十倍百倍的成本来：农耕人口必须靠迁徙、降水稀少必须靠河流绿洲、寒冷环境只能产出远低于中原的产量、服装被褥的生产也需要靠黄河流域产出补给，若不是河套平原的连片阳坡河边绿洲的存在，蒙恬戍边压根就不可能实现。
换言之，农耕文明在河套平原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戍守边塞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向阴山以北地区的扫荡与征服就更是难上加难。从秦汉帝国的巅峰时期——汉武帝一朝不断打击匈奴，以至于后期国力虚耗到流民四起的程度，就可以看出“灭匈奴”对于秦汉两个帝国的成本是何其之大。而且，秦朝在空间上其实仅仅是以黄河流域作为基本盘的政权，其对南方长江流域乃至关东地区的治理“熟度”远远不够，而匈奴在此时虽然尚未完全控制塞外之地，但也是冒顿单于夺位并拳打四方之前，实力未必能够小觑。从空间资源调集程度上讲，刚刚经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黄河流域未必能够负担得起跨气候带的远征作战，并一举挫败刚刚成为阴山霸主的匈奴。
更何况，秦军的主体构成依旧是战国步卒，并不具有在战略机动性上能够在漫漫草原抗衡并歼灭全民皆兵、全兵皆骑的匈奴主力之条件，在获得优良马种与天然马场以前，在阴山与黄河之间建筑边塞堡垒(秦长城的基本形态)，充分利用步卒的守城优势，把一个个边塞相呼应地连缀在河套平原上，并充分利用北方的各处山脉(从燕山到阴山)才是秦王朝在前述自然地理环境下的最优选择。
加之匈奴远在蒙古高原，倘若秦军出动，势必使得补给线加长，不利于后勤的供给，对于战争的持续有很大影响，再加之六国灭亡后关东需要安抚，南方也需要加大投入，出于种种考虑，秦始皇于是没有进攻匈奴，而且修筑了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