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上的作弊与反作弊斗争，历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仅仅是在当下，也是古代科场的一道独特景观。
如果要比含金量，古代科举恐怕要比现今的高考要高很多，读书人一旦中举，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从此踏上仕途，娶娇妻发大财，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于是，一些人为了博取功名，竟敢冒丢官杀头的危险。
虽然古代没有当下的高科技，但作弊也是花样翻新：高官干涉，买通考官(包括负责搜身的士兵) ，搞夹带，请人替考等。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古代统治者也发挥聪明才智反舞弊。
唐朝是科举制的探索阶段，规章制度不完善，作弊手段来势凶猛。唐玄宗时，宠臣外戚杨国忠之子杨暄“学业荒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但考官慑于杨国忠的淫威，只得录取其子，这成为唐代科场考试中的一桩丑闻。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不由得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
个别胆大的考生，竟在皇帝眼皮底下作弊。公元751年9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 ，考生中居然有人在这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 。为取信于民，唐朝在反作弊上重拳出击，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比较有特色的有“搜身制” 、“复试制”和“糊名制” 。一些举措，当下的高考还在沿用。
为防止考生搞夹带，朝廷专门在每个考场安排一个负责搜身的兵勇。后来，因如此检查有辱斯文，不少官员反对，于是改成了考试之前必须在指定地方沐浴更衣，换上官方准备的衣服。这样一来，既文明许多，作弊情况也大为减少。
“复试制”是对那些“怀疑但查无实据”的舞弊问题重新鉴定的制度。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 ，宰相段文昌、元稹等指责礼部侍郎钱徽取士不公，所取郑郎等14名进士都是无才子弟。于是，白居易等对郑郎等人复试，出题《孤竹管赋》 《鸟散余花落诗》 ，结果黜落十人。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其他涉弊官员也受到处分。
为防止考官给关系考生判分上徇私舞弊，武则天亲自创立了“糊名法” ，即遮掩考生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
历朝历代，请“枪手”代考愈演愈烈，清朝竟出现了职业“枪手” 。如清末政治人物胡汉民，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 。他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中举。为防止胡汉民这样的“枪手”进入考场，“准考证”也应运而生。清朝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考试前每人会有一张“票据”和“座位便览” ，没有这两样东西不准进入。“准考证”详细记载了考生的身高，有无胡须、胎痣等身体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仔细对照后才放行。
反作弊固然重要，但难免防不胜防。于是，“严惩”成为王朝反作弊的重要招数。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会试，所录52人尽是南方士子，朱元璋却认定内中有诈，废黜全部录取的考生，且不由分说地砍下考官张信蹈等人的脑袋。另一考官刘三吾，时年85岁，亦被遣戍边。
上述科场“作弊”和“反作弊”的例子，只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冰山一角。1300年的科举历史中，有太多的人想靠作弊“华丽转身” 。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或许这也是推行科举制必须面对的难题。